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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言

“这将是你们经历的第一次选拔性考试。”

“祝你永远都有好运气。”

2019年，燥热夏天。

2010年，普通高中招生836万，中职招生870万，这是中职高中招生人数最后一次超过普通高中。

2011年，五五分流的要求以政策文件的形式颁行。

2019年6月18日17点，四万多支笔伴随着那一声铃声停下，长沙10年代的最后一场中考落幕。四万多人五五分流，经由这第一次选拔之后，一批人流向职业高中，另一批人流向普通高中。自此之后的人生，似乎截然不同。两批人兴许在未来的某个时间节点交汇，但世界线却似乎在此刻收束，散开，延伸向不同的人生宇宙。

如二十年前字典上的那句话：“我们都有光明的未来。”

那时的心境早已模糊不清，只记得，从那时起，我才真切感受到所谓“三六九等”的区分，优绩主义也在我的日常经验中被不断放大。

至今仍记得当时隔壁班的班主任告诉我们，方才入学时，分班考试的成绩我们班是南北校区31个班的第7名，而后在三年的兵荒马乱中，黯然跌落至垫底前三。

以至印象中无数次听到：“你们班大部分人是没有高中读的。”当然，类似的语句在之后会一而再、再而三地响在耳旁。

至今仍对那三年耿耿于怀。

那几年中考模拟考的考场总是按照成绩排列，而我则是当时的幸运儿，在一个“垫底班级”里，常年占据着前几名的位置，亦是年级前五十名的常客。每次进入第一考场，似乎总是形单影只。

有一次曾被问道：“你是不是走错考场了？”究其原因，是因为“我记得你们班基本没有在这个考场的。”

我至今记得那时心里的五味杂陈，我甚至从那时起隐隐对我所处的班级有些怨恨。当最后直升的结果出来，发觉我以7名之差与直升机会失之交臂时，我甚至将原因归到班级的学风上——因为“优等班”一开始和我不在一条起跑线上的人远远的排在了前面。

当你被归入某一个群体时，你将被视为有那个群体的“原罪”，当然亦有“原善”。傲慢是人的本能，步入所谓文明社会的人类依旧延续着弱肉强食的自然心性，将自尊建立在对眼中下位者的凌驾之上。

那个夏天，我头一回强烈地感受到社会分工所带来的群体差异，群体与群体之间，永远有一条巨大的鸿沟；个体与个体之间，彼此总是互不相通。

再后来从书中知晓是阶级与阶级的差异。是个体与个体的经验分别，是生态的上位者对下位者的傲慢，下位者对上位者的盲目。

就夏天的结果，我是社会规则下的胜利者，在长沙10年代的最后一场中考拿到了顶尖高中的入场券。

那十几天的等待格外煎熬，我几度在梦里担心自己和“6A”失之交臂。现实条件的窘迫使我无缘一场毕业旅行，也让我第一次对“经济独立”生出迫切的渴望。后来才慢慢明白，成绩并不是衡量一切的唯一标尺。身边不少成绩平平的同学，因为家庭条件优越，依旧能过得光鲜亮丽。那种落差让我早早意识到：个人努力之外，还有更广阔的现实在悄然发挥作用。

在考完后的几天，我从QQ空间了解到一些同学已经开始打工来赚取生活费。我当即联系我看到的那位同学，了解到了一个叫做PTJ的平台。凭借法律常识判断，年满十六之后就可以做劳务工了。但后面了解到，加入到那个平台是需要交400多元，还需要一场面试。虽然后来知道面试只是形式上的面试。

我父亲极为反对，而我则一再坚持。我反复申明我是有能力将四百多元再挣回来的，我最后说服了我母亲，而我母亲最后忍着我父亲的脾气，硬是带我来到了去了“面试”现场。

“面试”地点在五一广场4号口出口百货大楼15层。刚到楼下就碰到了PTJ发传单的兼职工。面试完毕，参加培训。然后我才猛然发现到这里来的绝大多数都是十七八岁，或者是来挣生活费的大学生。在一群被培训的人中，我作为一个刚毕业的初中生显得有些格格不入。

我当时对这些工作并没有任何看法，只觉得有钱就是好工作。即使工作没有在脑海中隐约出现的”理想工作“那样体面，但内心里认为将其作为一次社会实践也是可以的。一天能拿到120元、150元甚至更多，对当时的我无疑是吸引力巨大。

而后回去在平台上发现一份日薪100元（后来提高到120元），连续工作七天的群演工作，地点在即将在2019年7月初开放的长沙方特东方神画，但是工作开始的时间恰好是公历生日的下午，几天后的农历生日也是工作时间。

我依旧坚持报了名。

这是一个没有任何旅行，但是处处是旅行的夏天。

群演、话务员、服务生、英语培训地推、艺术培训地推、家居地推、扫楼、充场、分拣员、演出志愿者、玩偶演员……

那年十六岁。

第一程： 群演（一）

“录取结果”送到我手上时，我是颇有些沾沾自喜的，甚至有些得意——这也是一份要筛选的工作。

这份工作报名的人不少，组织方安排了一次面试，要求现场表演一些有丰富肢体动作的节目，武术、舞蹈诸如此类。我可谓一窍不通，只能硬生生模仿所谓的“舞台剧”。也许是数十人中就我一个表演得如此夸张，反倒因为这种“独特”，胡乱的一通表演居然得以蒙混过关。

公历十六岁生日的那天，我草草吃完午饭，便匆匆赶往集合地点。就在前一晚，中考成绩出炉——阶段性的圆满。考试的“胜利者”，马上将进入劳动的世界。

酷暑难耐，一辆大巴车停在酒店前坪。也许是因为我的面孔太过“幼态”，领队特意多看了我的身份证。最早和我攀谈的是一位刚刚高中毕业的姐姐，顺理成章地聊起了中考。“5B1C。”她说。那是另一种生活轨迹。

当时我并不完全理解这句话背后的分量，只觉得那是与“6A”之间的某种距离。后来才慢慢意识到，不同层次的高中，在氛围和资源上确实存在差别。顶尖高中里，竞争激烈，大家被共同的目标推着向前；而在普通高中，节奏松散一些，所谓的“优秀”往往就是以身边的平均水平来衡量。久而久之，一个班级里的第一名，放在另一所学校里，可能只是普通的中游。

身在当时的我们，很少会去觉察这种差别，只是顺着日常生活走下去。但回头看，这些细微的不同却在悄悄塑造我们的轨迹。它并不意味着命运被彻底决定，只是让某些可能性更大、某些道路更容易被走下去。

当然，学校和分流并不能完全定义未来。也有人会在普通高中、甚至职校里一路坚持，最终走出另一条道路。只是那样的故事毕竟是少数，我们常常被它们鼓舞，却容易忘记更多普通人仍在各自的环境里随波逐流。

一次次的筛选，揭开了人生在某个节点上的分岔。

后来，组织方安排我们住进一家四星级酒店。和我同住的，是一位与我同龄的初中毕业生，来自长沙县，考上了广益高中。在交流成绩时，他说：“在我们县能考到6A的是极少数，能考6A的人简直是怪物。”那语气里没有羡慕，更多是一种疏离和难以企及的距离感。那一刻，我比在书本里更真切地体会到所谓“分流”的意味——原来它并不只是数字上的差别，而是逐渐渗透进同龄人之间的交流和心境。

我们一天的工资是120元。在休息室里，我听说全职的“铜人”月薪大约在3000出头。那时我心里只是下意识算了一笔账：如果按每天120元、每月工作22天来算，总共也就2640元，比全职员工要低一些。

当时并没有想太多，只觉得“好像不太划算”。直到多年以后回过头看，我才明白，这正是外包的逻辑：乐园把工作分包出去，不仅能减少支出，还能规避雇佣的风险。而那次朴素的数字比较，也成了我最早的一次关于“劳动力价格”的直观印象。

每天真正的工作只有两个小时，其余时间都被消磨在休息室里。我们的任务，看似简单：换上少数民族的服装，站在景区的某个角落，与游客合影。

那套服装颜色鲜艳，金银饰片叮当作响，远远望去确实颇为夺目。但穿在身上的时候，却是另一番感受：厚重的布料紧紧贴着皮肤，夏天的汗水很快浸透衣襟，呼吸也变得闷滞。头饰勒得额头发麻，鞋子硬得硌脚。镜头前我得保持笑容，摆出规定的姿势；镜头一收起，我只想把肩膀放松下来，大口喘气。

游客们大多只是路过，看见“民族演员”就顺手合一张影。他们笑得很轻松，拿着照片走开，却不会记得服装下的年轻人究竟是谁。外表华丽的背后，真正的体验是局促、炎热和单调。两小时里，时间被切割成一组组机械重复的动作：站定、微笑、合影、点头致意。到最后，我甚至能感到笑容在脸上像一副僵硬的面具。

多年以后，我再去迪士尼看花车游行。绚丽的花车缓缓驶来，彩灯、音乐、演员的笑容交织在一起，空气中弥漫着节日般的兴奋。游客们举着相机，兴高采烈地挥手，每一次合影都被定格成难忘的记忆。

我在人群中忽然想起，十六岁那个夏天，我也曾穿着厚重的民族服装，在烈日下重复着同样的笑容。那时我只是一个临时演员，挣着每天一百二十元的工钱；而现在，这些演员们或许也在心里默数着时间，等待下一次休息。

作为观众的我，看见的是华丽、浪漫与梦想；而作为曾经的“演员”，我更清楚那背后的汗水、局促和乏味。光鲜与辛苦就这样叠加在同一场表演中，只是站的位置不同，看到的意义也完全不同。

多年后的我终于明白，所谓的“童话”，往往需要无数普通人一遍遍重复劳动去支撑。而这正是当年我第一次直观体会到的：理想与现实，从来都是交织在一起的。

……

这一章在此暂时收束，却并未写完。毕竟，新的章节从来不是凭空开始，而是旧章节的延伸与回响。

作者提示: 个人观点，仅供参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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